■徐湘毅

1989年，我23岁，就职于铸造一厂。工厂成立了第一支管弦乐队。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担任单簧管演奏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大家聚集在工会俱乐部二楼，一遍又一遍排练歌曲《中国，中国，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。大家全然忘记白天里工作的疲惫，兴奋地沉浸在雄浑的乐曲声里。

我被深深地打动，想动笔写写这支乐队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。于是，我平生的第一篇新闻报道《春风踏着乐曲声 奏出豪气和厂威——记铸造一厂职工业余管弦乐队》诞生了。

写完后，我想到了《二汽新闻》（现在的《东风汽车报》），每天都能接触到，正好符合我想让身边人知道身边事的愿望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把稿子投寄给了《二汽新闻》。1989年4月8日的《二汽新闻》正式刊登了它。这让我既兴奋，又惊喜，仿佛小时候过年，收到父母的大红包。自此，我开始学习新闻写作，渐渐地分清了它的体裁，我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车间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们，这里条件艰苦，但也是最出新闻的地方。

随着采写的深入，《炉火红，她们的心更红——记一车间大炉控制班的女将们》《火热的青春放光华——铸造一厂一车间青年落砂班采风》《五月春潮——东风实业开发总公司演出队赴铸一厂慰问小记》等相继登报，有的还上了版面的头条。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，想见编辑的愿望也更强烈了。

第一次到报社，一幢三层小楼，灰砖砌就，每一层有若干间办公室，像筒子楼，长廊通铺。

我要见的第一位老师是陈双枚。因为我写的大多是一线新闻稿，涉及人物比较多，通讯刚好适合，陈老师当时负责这类稿件的编辑工作。我很想见到她，除了感激，更有取经学习的愿望。

她的办公室位于二层楼梯口旁，上楼左拐第一间。咚，咚，咚，我连敲三下，心扑通扑通地跳。“请进！”屋里传出女声。我轻推房门，吱地一声开了，一位着装朴实的女士正坐在桌旁伏案工作着。她大概是在划版，听得脚步声凑近，她抬头望着我，“请问找谁？”“请问陈双枚老师在吗？”我讷讷道。“我就是啊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吗？”说明来意后，陈老师长吁一口气道，“都是老相识了！虽然咱们没有见过面，但编读往来的稿件，让我们彼此都有些了解，见字如面嘛！”

真诚而又坦率，这是陈老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。“你今后写稿要注意抓‘点’，一篇新闻稿件成功与否，就要看作者的这个功夫。”这是陈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。抓点，成为我后来写作报告文学，甚至长篇小说的功夫，多少都离不开陈老师当年的点拨。

遇见韩佳婴老师，纯属偶然。一个下午，我到报社送稿。因为性急，早到了二十分钟，通联部的门还没开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就瞅起了楼下的宣传栏，上面贴有当天新出报纸及总编的评语。看着看着，我旁边出现了一抹蓝，海水的颜色，我侧目一瞧，哇，一位年轻的姑娘，身穿一袭蓝色连衣裙，边吃着苹果，边看着栏上的报纸，那神情和我一样专注。她是谁？编辑老师？不像，哪有这么年轻就当编辑的？也来这么早，说不定和我一样，也是来送稿件的。

“您好！老师！”我哆哆嗦嗦道。“别叫我老师。”她转过头，戴着副白边眼镜，“看着咱俩年纪差不多大，我姓韩，叫韩佳婴。你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赶紧报上名来。

“哦，你就是徐湘毅呀，上期《星期天》副刊的头条散文《OK，美国小姑娘》还是我给你发的呢！”我也想起来了，那张报纸的底侧是有个编辑署名韩佳婴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啊！我心里极其兴奋，今天总算见到尊容了。

“走，到楼上去，聊聊。”随后，她大方地抬阶而上，我跟在后面，没想到她比陈双枚老师还要直接、大方呢。

我们聊了足足有一个下午。从卡夫卡，到川端康成，再到帕斯捷尔那克，从《城堡》到《日瓦尔医生》，她口若悬河，恣意畅聊，帮我讲着这些名人名著的趣闻轶事及创作手法。再后来，花果文学社成立，我作为牵线人总在私下请韩老师过来上课。多听、多看、多读、多练，这是韩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。